学术沙龙肿胀与癌变西方近期金融危机的病理学隐喻王键摘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的结构性危机。本文分析了危机的原因，试图以病理学隐喻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并针对中国自身存在的政治经济矛盾提出了若干看法和建议。关键词病理学社会科学肿胀癌变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结构调整还远未结束。套用当今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金融危机和后来的债务危机，已暴露出全球政治经济体中存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如果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没有完成，那么危机就没有真正结束，只是把恶果压抑和延迟而已。①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内部因素，也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政策导向和金融创新工具，刺激了金融泡沫的产生和扩大；其次是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秩序和其他国家的扰动因素，它们在客观上导致美国的金融泡沫被进一步放大，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内部原因从内部看，美联储自由化的政策导向为金融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2000年纳斯达克的IT泡沫破灭，导致美国出现通货紧缩，2001年又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外加高度发达的金融业缺乏有作者简介：王键，男，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①参考乔治。弗里德曼：“全球面临一场深层政治经济危机”，《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0日。弗里德曼强调传统的政治．经济区分已经无法适应现实，单一的经济学表述在解释危机时存在缺陷。108《科学文化评论》第8卷第5期(2011效监督而不断进行“带毒”的创新，结果加速催生出以房地产泡沫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泡沫，体内积累大量毒素，直到2008年危机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华尔街的金融集团暴露出了不择手段去追逐利润的资本“邪恶”本性。很多金融衍生品，打着“创新”的旗号，其实质根本就是有问题的。这样一种恶劣的不良“创新”，在过度自由化的环境中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监管，最后是愈加膨胀。过热的经济不断制造出大量虚假资本，如同人类器官或局部组织在出现问题后，细胞和体液不断失衡，最终造成人体组织的“肿胀”一样。另一个与自由化相反相成的内部因素，则是以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代表的私企盈利模式同政府福利导向相结合的政策趋向。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一贯标榜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以来又导致“两房”为没有偿付能力的购房人提供借贷。危机爆发之前，“两房”大量牵涉进次级贷款业务。危机爆发后有人就批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像是“社会主义者”，批评美国的政策导向是过于福利化的“社会主义”行为。④危机之前，两房是一种公私混合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国有授权但经营自主，其政策目标也是公私混合：除担负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流动性的重任外，按照((1992年联邦住宅企业金融安全和健全法》，还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为低收人和低服务水平地区部分居民、为少数族裔购房提供贷款等目标。④‘‘两房”的福利政策导向，在客观上加大了贷款业务的风险；而“两房”本身又具有国有特征，垄断了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中90％的业务。根据秦晖先生从政府权力和公民福利两个维度对西方决策行为的界定和区分@，这如同“反尺蠖”效应一般，同时过度偏向于自由和福利，而低估了风险，最后造成巨大的亏空。二外部原因全球失衡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泡沫起到了催生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止是美国自身，全球政治经济体同样存在严重的病理结构。美国金融危机的催生，刚好同中国加入WTO的时间点吻合，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至少，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联储维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不①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Bloomberg的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就认为：“格林斯潘在理论上是自由主义者，实践中则是货币问题上的社会主义者”，参见Boomberg网的“格林斯潘泡沫在充满泡沫的中国相形见绌”一文。②这部分参见汪利娜的“次贷危机成因详解及警示”一文，《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22日。③参见2009年4月秦晖先生在燕山大讲堂所做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的主题演讲文章。王键肿胀与癌变——西方近期金融危机的病理学隐喻109是催生泡沫的根本原因，但在客观上的确造成泡沫的扩大化。那么，美联储以及格林斯潘为何会发生判断上的失误?这就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中心不断大量地进El廉价商品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国际贸易结构联系在一起。具体地分析(如许小年等学者就这样认为)④，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经济过热虽然已经形成，却迟迟没有表现出通胀的局面。具体来说，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引发了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因此泡沫不断快速放大；但与此同时，美国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通胀”的信号并不明显，导致美联储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从而错过了为泡沫降温的最佳时期。而等到美联储加息调控的时候，“肿胀”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泡沫之大更是前无古人，病来如山倒。在总体上，以中国为代表、由新兴经济力量构成的外部“输液瓶”不断向美国的机体输入特定的营养，反而加重了美国体内病理组织的不正常发育状况，也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症状，更在客观上让美国的“肿胀”状态持久放大。由于美国和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劳动力虽缺乏竞争力，但其国民生活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华尔街的金融业掌控全球，但美国的制造业大量外迁，自身的实体经济未见有起色。那些从外部不断输入美国的廉价养料，并没有转化成正常机体发育所需要的组织结构，而是加速成长为病态组织的一部分。过分的营养让病体组织进一步放大，加速了机体内部的组织失衡，造成了某些组织的不断肿大。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何美国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对新兴经济力量发难，例如将问题归结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除了特定的全球结构刺激加剧了泡沫的放大，反恐战争也是金融危机的一大诱因。由于克林顿在发展经济方面相当成功，到他的执政末期，美国政府的财政本来是有盈余的。但小布什上台后，却突然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美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员、经济和社会成本，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库开始空虚。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拥有特殊地位，在客观上造成不断从全球吸纳财富来为美国人买单的效果④。由于这一高成本的决策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和危机的加剧和爆发。①参见许小年“迟到的衰退”一文，2008年12月燕山大讲堂。②可参见郑永年的“金融危机真正原因是全球为伊拉克战争埋单”一文，Ⅸ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4日。110《科学文化评论》第8卷第5期(2011三几点启示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开放，人民币在短期之内也不太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但前面提到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内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作为成员之一不可能置身事外。何况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体，中国自身也存在病理性问题。因此，从对西方近期金融危机的分析中，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中国需要加以重视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应当谨慎看待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其实也是技术创新的一种。笔者这个观点，恐怕和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很不吻合。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不要技术创新，而是要什么样的创新?有些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原子弹的研发，后来招致一大批核科学家的反对，甚至最初写信敦促罗斯福要抢在纳粹之前研发核武器的爱因斯坦，事后也为自己这一行动感到自责；包括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奥本海默等人，事后也都改变了看法。如今回头再看，很难说核武器这样一种技术创新，究竟是不是件好事?类似的，在金融危机的发育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④问题是，如果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有效的监管?又由谁来判断这些创新是不是好的创新?对中国而言，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只在于原始创新的匮乏。就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其实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创新行为，只是其中许多并不是良性的行为。从大头娃娃奶粉到对三聚氰胺的揭露，从随处可见的豆腐渣工程，到家乐福出售假鸡蛋的传闻，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点：其实中国人不缺乏聪明才智，只是这种聪明才智和经济上的高增长没有很好地同社会发展和人民福利结合在一起。面对所谓创新匮乏的问题，中国应当在更深的层次进行思考，不只是激发人们追求利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应注意另一个必须应对的问题：怎么才能在经济繁荣与国民幸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免疫系统，有效利用社会规范来控制不当的创新行为及其潜在的社会后果?第二个教训，应当避免垄断集团不断坐大，而必须加以有效的制衡，实现整个机体的均衡。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很久之前，就不乏学者撰文发出预警(如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合勒)，但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势力太大，外加美国政府当时主导的自由化政策，对那些贪婪的金融大鳄谁都奈何不得。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参众两院、独立媒体、反垄断立法，此时悉数失效，至少在危机爆①至今美国国内仍在如何监管金融市场才算是恰当的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休。这种争议所反映的并不停留于要不要维护华尔街利益的层面，而是政府职能以及市场职能到底怎么分配才更合理、更正当。王键肿胀与癌变——西方近期金融危机的病理学隐喻“l发之前没派上太大用处。正如阿克顿的名言所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其锋芒所指，恐怕绝对不限于政府。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一旦坐大之后又缺乏有效的制衡，就难免会制造出危险而产生出不当行为。金融集团的实质是资本的运转和扩张，一旦缺乏制衡，也就意味着资本的贪婪本性要无节制地生长，最终招致恶果。中国的情形同美国不太一样，由于缺乏充分自由化的政策环境，在很多行业和部门，都存在着以国企为代表的垄断行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在不断进行着消除泡沫的“去杠杆化”，以及通过加强监管和干预来对金融行业实行“去垄断化”，从而使肿胀不断消除。但从目前看来，真正要消除中国经济体内部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垄断效应，还是任重而道远。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与美国金融泡沫中所暴露的肿胀状况非常不同。肿胀的症状虽然严重，但事后还是可以消化和消除的。但有一种机体疾病，它的症状在早期阶段可能不那么严重，但却很难治愈，最终更会致命——这就是癌症。第三个教训，不可迷信“国有”。美国两房的例子充分说明：没搞清楚机理就想当然地把私企盈利模式同政府福利导向嫁接，试图把“国有”同“私营”两相结合，未必能够取双方之优点，反倒有可能集中了双方的缺点。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左派理论家更是开始鼓吹计划经济，声称国有体制的优越性，认为资本主义日落西山，自由市场走向衰亡。简单一句话，就像上世纪的1930年代墨索里尼所概括出的凋敝景象：民主已经死亡，自由正在退潮。这不，由于自由化程度较低，而且市场开放度也较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相对较小。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数万亿的政府投资拉动计划，甚至已经看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但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内部、外部和全球结构等很多更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仅仅依赖“国有”就能解决的。第四个教训，不可滥用武力，尤其要避免军方势力坐大。在这方面，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是惨痛的。本来美国可以避免发动这场战争，至少也有能力推迟，从而为这场战争做更好的准备。当时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更是存在着不同意见：前者以鲍威尔和赖斯为代表，认为对伊拉克动武是不必要的，需要克制；而后者以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为代表，则急不可待，坚持要对伊拉克动武。④最终五角大楼还是压倒了国务院，军方的观点压倒了文官的观点。尽管在这一过程①可参考王联合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沿革与外交影响》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②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历史中最强盛的时期(公元755年的盛唐)，就曾因为皇权、相权同军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引发著名的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112《科学文化评论》第8卷第5期(2011中，小布什总统是最终的决定者，但军人干政的风险，仍然是需要警惕的。且不说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强大游说能力和政策干预能力，单就东亚的文化气氛而言，从1920年代后日本军方不断坐大，最终控制整个文官决策层，随后导致日本犯下一连串的战略决策失误的过程来看，如何维持军方势力的平衡，确保决策的正确，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个非常需要警惕的问题。②第五个教训，必须转变经济结构。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尽管美国、欧盟的经济都曾不定期地出现过复苏的征兆，但显而易见的是，复苏之后的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结构，必然会发生较大的调整和转型，而这种调整和转型是基于美国、欧盟内部的政策调整。决策者们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那种全球贸易结构是存在问题的，必须进行实质上的调整。近年来，在美、欧和中国之间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甚至于，连印度和巴西也开始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行为加以批评。近期，笔者更是刚看到一则关于欧盟进口中草药的报道：根据欧盟制定的新标准，中国的中草药企业全部落马，而通过该标准的均是日本和韩国的中草药企业。④这个案例应当很说明问题：美、欧的经济复苏，并不必然对所有贸易对口国家有利，在经济危机后，美、欧将会不断制定出台新的标准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根据贸易结构转型的要求来加以设计的。最终要实现的是，在全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贸易均衡，它也应当是一种更健康的全球贸易结构。在这种来自外部因素引起的动荡中，中国只有不断激发内部的良性竞争和机体活力，实现思想观念、产业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的升级转型，才能有效参与、建构并最终融入这种新型的也更健康的全球结构。四病理学的隐喻以上5点之中，2、3两点尤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病理学的定义中，癌症是各种恶性肿瘤的统称，其基本特征在于细胞的生长和分裂速度高于正常细胞，并可扩散转移到其他正常组织中。相对于正常细胞，癌细胞具备特殊的生存和繁殖方式。人体正常细胞里存在自毁基因，条件满足时会自动瓦解。癌细胞基因片段出现变异，自毁基因失效，因而不断倍增，高速大量繁殖，快速消耗掉资源和①参见联合早报网2011年5月2日题为“中国中药商被迫全面退出欧盟”的报道，http：／／www zaobao．com／wencui／2011／10／hongkonn．shtml。②前面已提到过质量问题，如食品安全。但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物质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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